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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堆疊——從第六屆廣州三年展看感知的未來
2019-12-10 11:05

摘要:我們今天生活在數字時代。為了說明這一事實,策展人菲利普·齊格勒(PhilippZiegler)引述了一組統計數據:“如今地球上有超過41億人使用互聯網,相當于世界人口的54%,其中超過7.72億互聯網用戶(約占世界20%)居住在中國,這個數字是美國總人口的兩倍。”作為互聯網用戶的我們似乎已經毫不意外…

我們今天生活在數字時代。為了說明這一事實,策展人菲利普·齊格勒(Philipp Ziegler)引述了一組統計數據:“如今地球上有超過41億人使用互聯網,相當于世界人口的54%,其中超過7.72億互聯網用戶(約占世界20%)居住在中國,這個數字是美國總人口的兩倍。”作為互聯網用戶的我們似乎已經毫不意外這樣的數據,如今任何一個坐在電腦前或持有手機的用戶都可以輕松地預言,在未來的幾年里,這個數據將毫無懸念地加速擴增。然而,“我們生活在數字之中”的結論只是說對了事實的一半,剩余的部分也許才是令人意外的,那就是:數字也生活在我們之中。第六屆廣州三年展中,菲利普·齊格勒策劃的展覽單位,主題“疊加”引自美國社會學家本杰明·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inside the stack”的說法,直譯為“在堆棧里”,指的也就是“我們在堆棧里面,堆棧在我們里面”的數字構筑境遇。而且,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那一組統計數據不光是簡單地意味著占據世界人口54%的用戶獲得一種所謂的“數字生活”,以及被數字所捕獲的生活,還更為深刻地意味著——如范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于《誠如所思》一文中所預見的——整個世界都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了這一生活運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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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恩特·林特曼& 彼得·魏博爾《YOU:R:CODE》,互動裝置,2017年。人從裝置前走過,會分別進入不同的運算(測量、搜索和匹配)識別之中。人在代碼之中,或者人就是代碼的一部分

值得再次回溯圖靈(Alan Turing)24歲時的著名論述,以便更好地理解究竟何謂“數字生活”。頗可玩味的是,1936年的時候,尤其在圖靈那里,“computer”這個詞還不是“計算機”,而是人類計算者。計算機只是一臺執行計算者工作的機器。在關于“可計算數”(computable number)的論文里,圖靈曾提及,計算者任一時刻的行為都由他當時觀察到的符號和他當時的思維狀態所決定,因此計算機的功能就在于識別人類計算者輸入的符號,并將他的一系列思維狀態分解成基本的、有限的操作。當操作被執行,計算者的思維狀態也就被確定了。雖然哥德爾(Kurt Gödel)曾在1972年批評過圖靈對于計算者思維狀態做有限處理的錯誤認識,但時至今日,數字生活中的數據處理仍是圖靈最初設想的格局,如此對于思維狀態的限制,使得最終被執行下來的操作很可能偏離思維狀態的持續變化。也就是說,計算機取代計算者之后,在有限操作的執行中,將不可避免地改變、替換乃至截斷計算者的思維狀態。尤其在大規模數據的收集與運算中,計算的操作越來越多被一種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決策體制所接管,這些改弦更張的“思維狀態”甚至不再需要計算者的參與,卻愈加有力地介入了人類的生活。與此同時,計算者思維狀態的有效性也將進入一個“重估價值”的時刻,或許這也是學者許煜所強調的重思“執行”(execution)的時刻。這一時刻無疑和數字規劃的生活經驗范式有關,因此也和所有人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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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小《天氣預報》 ,三屏視頻,彩色,有聲,12分48秒,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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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我在這里》,增強現實(AR)視頻裝置,1分35秒,2018年

首當其沖的,即是人類的感知與經驗本身的有效性。借用藝術家關小在她的三屏視頻作品《天氣預報》中的提法,數字生活將“感觀的度量衡”作為一個問題拋給了我們:一方面,感觀激化,記憶閃回,注意力跳切,事物在人的感知網絡里混雜交通,勢力脆微又彼此滲透,感知的主體性自我獻祭一般地嚎叫著主權宣言;另一方面,人們每一次從事物那里捕獲感知,也是事物又一次地獵取我們自身,“那些抓住你的,成為了另一個你”,感知的主體性在審議領域的意識分裂和經驗瓦解日益劇烈。如此一來,我們還如何感知?如何觀察這個世界?“如何連接椅子和歐洲”、女孩和鞋子,馬與復印機?如藝術家所說,“關聯的方式決定世界的面貌”,這場“天氣預報”雖為感知的未來繪制了一幅蒙太奇氣象圖,但其中關聯的區域依然疑云密布。藝術家林科的作品《我在這里》,將美術館閑置的一個墻面偽裝成電腦桌面,觀眾需要拿起手機掃描二維碼,從AR軟件里觀看視頻:在那里,已然消逝于手機界面的鼠標箭頭,化作一個模糊又清晰的黑點,出現在記憶的“藍色虛空”之中,仿佛從未遠去。“我在這里”,與其說是對從電腦桌面越渡到手機界面的我們的存在宣稱,不說是對鼠標箭頭持續演變而始終存在的非人指認。對于數字生活而言,無論是電腦用戶還是手機用戶,一個模糊而又清晰的黑點,總是定位并規劃著操作與被操作的關聯之地。感觀滲透,界面越渡,數字對于生活的非人介入,重新配置了物與我的感知關聯,而在如此進路之上,將事物與世界僅僅看作只是呈現在人們面前的那個世界,顯然已經失去了解放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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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安·高迪《儀式和后果》 ,裝置 (氣缸,凳子等),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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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悅君《O》,花崗巖、光伏電池、定制芯片、喇叭,2016年

2012年,哲學家格拉漢姆·哈曼(Graham Harman)在柏林新媒體藝術節上作了題為“事物皆無關聯”的演講,他意識到,在似乎每一個事件都在頌揚關聯性的全球化和智能化的當今世界,談論事物的自主及其相互獨立完全是不合時宜的,然而一種事物與人以及事物之間相互關聯的整體論,在他看來卻是非常糟糕的。尤其在氣象學的問題上,整體論的預測模型,很有可能導致一葉障目而將災難引入重復的循環之中。哈曼認為,事物的實在并不能夠被視覺或知識掌握,他提到:“事物和我們一直保持不關聯的狀態,而且世上諸物也保持互不關聯的狀態,它們隱沒在其實在的私密真空。”但事物并不僅僅隱沒,它們總是偶然連接,甚至轉變,而使其成為可能的就是引誘者(嚴格來說是引誘,即“allure”,指事物作為對象向我們發出信號所具有的一種特征,這里作了引申,表示制造這一特征的人與非人)。藝術家多里安·高迪(Dorian Gaudin)的作品《儀式與后果》,通過1張由機械傳動的彈性鋼帶和11把接有氣動執行器的金屬椅子,有意模擬了布努埃爾電影《泯滅天使》中那場將所有人囚禁其中的晚宴。氣動壓力罐讓椅子彈動,仿若癥狀一般的隨機抽搐,彈性鋼帶持續彎曲,升起又落下。事物被藝術家置入一場充滿魔咒的“晚宴”之中,觀眾的到來則讓這一切更顯荒誕。然而事物的自主并不一定就是瘋狂,藝術家鄧悅君的作品《O》或許更好地展示了事物的引誘。藝術家對100人進行長音“O”的聲音采樣,刻錄到芯片里,制作成100 只名為“O”的光伏“蟲”。這些“O蟲”呈O形排列,它們會隨著光線的強弱變化發出層次不同的長音“O”。能量轉換,電子躍遷,“O蟲”儼然有了生命,而每一次不同的合奏就像是它們之間的私密合謀。也難怪哈曼一再提及,“藝術是制造引誘的方式之一”。(《鈴與哨:更思辨的實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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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健《傳感器之林》,裝置(傳感器、多種材料),2008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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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于熱《未耕種之阡陌》,影像,14 分鐘,2018年

也許有必要將哈曼的“引誘者”與哲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說的“行動者”(actors)進行某種偶然連接,雖然說兩者并不一致,甚至哈曼曾數次批評拉圖爾將一切實體還原為相互之間關系性效應的做法,存有消除自主的實在諸物的危險,但是經由哈曼的“對象引導”(object-oriented),我們或可窺探數字生活中的行動轉向,而這也意味著對于21世紀的感知關聯來說,“發現對象比消除對象更重要”。藝術家楊健的作品《傳感器之林》,由生活用品、雜物、盆栽等堆置而成,在這些事物之上以及之間,纏繞和布滿著發光體、纜線以及傳感器。日常事物似乎得到了重新的發現與使用,然而當人們穿行其間,卻如藏身于一片數字廢墟的原始森林之中。事物聯網狀態的數字圖景可能是一座秘密園林。藝術家皮埃爾·于熱(Pierre Huyghe)的作品《未耕種之阡陌》以更為奇怪的方式展示了事物的聯盟。于熱選擇了城市公園(Aue-Park)里的一處堆肥設施作為偶然事件的發生之地。一個人跡罕至的所在,似乎人類已經隱沒了,但是沒有完全消逝,他們以各種痕跡、姿態或色塊的方式穿越而來,進入一種人形雕塑與蜂巢、白狗與粉紅色狗腿、大麻與黑麥、長凳與死樹等潛在的共同生活之中。如此共同生活的狀態,區別于通常意義上人與人、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等“人類-對象”的關系,而是給予環境本身一種敞開的自主性與偶然性,進入了一種“對象-對象”的關系。在那個人類中心主義之外的阡陌交錯地帶,人類的感知主體讓位于哈曼所謂“對象引導”的實在客體。它們自主地以引誘生成引誘,以滲透轉化滲透,它們聯合著構建了一個重置生命際遇及其形式的行動者網絡。就是在這樣一個無主體、無價值、無事件之地,一切又從新開始,而共同生活的經驗與體驗方式,也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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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伯托·埃斯帕薩《自動光合植物 》,聚碳酸酯、不銹鋼、電路、木材、硅樹脂、石墨、硅砂、活性碳和亞克力,2013年-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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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費爾施代恩《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生物化學作品,大理石、塑料管、不銹鋼管、木材、手動液、壓升降平臺車,2016年-2018年

藝術家吉爾伯托·埃斯帕薩(Gilberto Esparza)和托馬斯·費爾施代恩(Thomas Feuerstein)的作品都強調了“實驗室”的重要性。實驗室的作用,一方面是模擬審議的控制室,如埃斯帕薩《自動光合植物》中的電子監控臺,它連接著由來自廣州不同地點的污水菌落組成的生態系統核心,類似一個原始大腦,可以重啟新陳代謝的循環過程;一方面是域外生產或環境制作,如費爾施代恩所強調的,藝術家所展示的是一個區別于展示美學的制作詩學,一種生命的“演變、轉化以及新陳代謝”過程讓展廳里的藝術連接展廳之外的潛在環境,同時連接藝術自身美學經驗之外的他異經驗。“被解放的普羅米修斯”,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被解放的展廳,被解放的藝術關聯性。費爾施代恩認為,“藝術不再僅僅是一個符號系統,也是一個代謝系統”。實驗室之于藝術家的重要性,就像拉圖爾在論及科學家基于實驗室條件編織行動者網絡一樣,除了融合不同學科以及不同領域,還在于制造了感知關聯和經驗重啟的異質情境與多重連接。這倒并不是倡議藝術家的位置應該從工作室轉向實驗室,更不是否認個體工作的價值,而是強調乃至重申一個數字時代的趨勢,即美國學者馬克·漢森(Mark B.N. Hansen)在關于“前饋”(Feed-Forward)的論述中所提及的,“(數字)媒體已不再需要與人類的感官知覺及意識覺醒有任何直接的關聯就可以在微觀時間的尺度之下自主運行”。這一趨勢至少意味著數字生活的兩種遭遇:其一,人類的經驗從個體以及文化的感知記憶轉換成了數字化的行為痕跡,而后者并不具備人類經驗的總體性,這些數據配置甚至已經不再是人類經驗本身,人類的感知關聯和經驗重啟進入一種實在性的物質連接與數字代理的復雜環境之中。其二,感性意識被數字配置明顯降級處理,攜帶個體以及文化記憶的意識活動在數字代理的審議場景中越來越邊緣化,這一遭遇正在改變主權形態和政治任務,如本杰明·布拉頓曾經提到的,在算法管理的界面回路里,那些不同專業的操作員每區分一次網關,都是一次主權和例外狀態的重新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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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佳玉《谷邊》,不銹鋼、半透明液體,機器深度學習,實時渲染,2018年

感知與數據的潛在聯系在劉佳玉的作品《谷邊》中有所展現。藝術家拍攝瑞士汝山谷不同時段天空的照片,建立風速、湖面、天空的數據模型,借助遺傳算法交由機器深度學習,在美術館空間里重新生成圖像。圖像生成的觸發機制由汝山谷湖邊實時的風速和風向所控制,數據的不斷變化使得所生成的圖像也隨之發生緩慢的改變,置身展廳的觀眾借由實時渲染的圖像變化感受來自另一處地理環境的隱微影響。或真或幻,感知與數據的交疊,使得一種關聯的嘗試既是融合又是沖突,既是可計算也是不可計算。或許,在感知與數據之間,一種計算者與計算機的不平等性將越來越多被提及。然而在馬克·漢森看來,數字生活所帶來的感知的一系列問題,如關聯失衡,行動失衡,體驗失衡等,并不意味著人類經驗的瓦解,反而是一次重新感知的契機。只是有一點,我們已無退路。不管是本杰明·布拉頓依據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大地之法”提出的行星級計算六個層次(“大地、云、城市、地址、接口和用戶,每一個層面都有各自的平臺主權”),還是馬克·漢森重提感知重要性所謂的“解放感性過剩”以及“針對數據采取行動”的21世紀任務,無論如何,一種面向行星級數字構筑的感知行動,已經無法在撇清數字處理的條件下,去到意識處理的新世界(或許這也是三年展另外兩個主題展覽單元——“同類演化”和“機器不孤單”——的部分題旨)。感知的未來,不得不在數字配置的現實環境里展開行動。而經由一種媒體擴展的、異質生成的、多重構筑的感性轉換,行動也將進入堆疊狀態,如布拉頓一再提示的,它所面對的從來不是一個總體,而是一個相互交叉、相互疊加的總體。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獲取感性數據的每一個行為本身,才是馬克·漢森所謂一個創造新感受的過程,因為行動即理性。

第六屆廣州三年展 The 6th Guangzhou Triennial

誠如所思:加速的未來 As We May Think:Feedforward

2018/12/21–2019/3/10

廣東美術館Guangdong Museum of Art

華僑城盒子美術館(分展場)OCT Boxes Art Museum(Satellite Venue)

總策劃及文獻展策展人:王紹強

主題展策展人:安琪莉可·斯班尼克、張尕、菲利普·齊格勒

責任編輯:張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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